股民股票配资论坛电动重型卡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迅速扩大

去年底，我就在财经媒体的公告中，看到某智能科技公司与湖南一家车企签署合同，购置50辆电动卡车，用于开展智能运输业务。查了下，合同总额为3745万元。从企业角度，这个规模相当不小了，不过就行业而言，这个公告只是引起了一些兴趣，还谈不上是多么重要的信息。当时恐怕还没多少人，在中国“电动爹”狂飙突进的当口，把视线从铺天盖地的电动汽车，转向似乎还不是主营产品的电动卡车。

但是在汽车产业和能源产业的交汇处，或许电动卡车才是那个有可能撬动两大行业翻天覆地的关键产品。

这不，才不过半年，电动卡车就迎来了高光时刻。据卓创资讯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卡车的销量同比增长175%，达到7.61万辆，约占新卡车销量的1/4，其中用于港口、矿山或钢厂短途运输的电动卡车，占新增销量的90%以上。中国销量第二的电动卡车制造商三一重工认为，电动卡车的增长潜力大于乘用电动汽车，因为较低的运营成本可以提高企业用户的盈利能力。他们预计，电动重型卡车将在2~3年内占到新销量的70%~80%。这一快速增长无疑令分析师们感到很意外，因此下调了对柴油需求的预测，并认为中国石油需求将提前达到峰值。

你看，重点来了：在补贴（去年各省市推出的一系列补贴政策中，最高的补贴额高达26万元）和充电桩快速推广的推动下，电动重型卡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迅速扩大，而这将大大抑制柴油的使用，并降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的石油需求。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大力推进能源替代战略，新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在以全球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速度和规模取得进展。最新的项目当然是刚刚开工的科幻感十足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站。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项目，周边还遍布了大量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装置，最终这几种绿色能源将能够以最合理的方式协同，达到互补与均衡。

新能源电力的快速发展，当然会令巨大的石油需求相应下降。此前有咨询机构预测，中国的石油消费将在明年达到峰值，但电动重卡销量令人意外的激增，使得这一预期很可能要提前到今年。而到2030年，交通运输行业的柴油消耗量预计将减少40%。

随之而来的，或许便是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塑——因为我们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能源需求对地缘政治的束缚，不再那么容易被“卡脖子”。

为了能更好地“前瞻”，不妨稍稍回顾一下能源战略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能源：大国博弈的核心

基辛格有句名言：“谁控制能源，就能控制整个世界。”事实上，英语里的“电力”与“权力”本就是同一个词：POWER。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逐步进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时代，此后的全球能源政治，几乎等同于化石能源政治。最早当然是英国在18世纪上半叶成为以煤炭为主体能源的国家，这要早于法国等欧陆国家一个半世纪，直接助推了蒸汽机的普及和工业革命的到来，一举奠定了“日不落帝国”在19世纪的世界霸主地位。到了20世纪，获取石油成为大国博弈的头等大事，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规模化、工业化利用石油的国家，因而得以引领“第二次能源转型”，接替英国成为全球霸主。

《血色将至》剧照

可以看到，历史上的大国博弈总是以成功的能源转型为先导，尽管当时的人们未必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更多瞩目于政治军事的“大事件”，但既然人类生活无论如何都必须以消耗能源为基础，那么能源就是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底层逻辑”。

很长一段时间里，化石能源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其有限性、不可再生性和分布上的不均衡性，促使以争夺能源为最重大目标之一的国际政治，被大多数相关的学者和政治家视为典型的“冲突性政治”，围绕能源的大国博弈，也近乎“零和博弈”。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各国更是密切关注全球及本国油气资源的储量勘探，国际上不时出现种种“石油枯竭论”。实际上，一直到十来年前，也就是21世纪的头十年，关于石油峰值的探讨依旧很热烈，尤其是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国家”经济迅猛发展，被认为会带来能源需求的飙升，从而将整个世界推入对“最后储量”的激烈争夺。

在2008年出版、由美国战争史学家丹尼尔·摩根和国际关系学家詹姆斯·拉塞尔合著的《能源安全与全球政治：资源管理的军事化》一书中，依然将能源争夺视为对世界和平稳定最大的挑战：

“能源安全现在被认为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对前者的威胁可能被深思熟虑地解读为对后者的威胁。当今世界，领土争端、意识形态竞争、民族矛盾乃至核扩散都可以通过抑制军事手段来加以处置，当我们设想世界可能最坏的情景，全球能源供应危机成为最后一个可以随时开战的理由……在一个日益变化的环境中，各国越来越倾向于将军事体系和重点转向非常规战争、反恐和治安类工作，为了夺取或保卫能源资源而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为保留常规重型部队提供了必要的理由。”

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中国需求威胁论”，即认为中国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很有可能点燃世界资源大战，因而是对西方乃至全球能源安全的重大威胁。

相应地，国内很多人其实也深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反过来希望我们能大大加强参与国际能源争夺的力度。比如不久前当以色列和美国联手打击伊朗的时候，网上相当大的一种声音，就认为我们应该更积极地介入，否则中东完全被美以掌控，将威胁到我们的能源安全。

绿色能源：正在破局

如果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基于化石能源的狭隘思维，不能说这种担忧毫无道理，毕竟如果对有限的能源的争夺是“零和博弈”，最终引发战争就几乎是必然的。

然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人们通常会忽视大转型已经到来的苗头。就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因为曾经的巨大成功而造成的“路径依赖”，大大低估了能源向石油转型的重要性，结果拱手让出霸主地位。如今，从油气能源向绿色能源、清洁能源的转型，也已经近在眼前，只是很多人或者没注意，或者看到了也没能意识到其可能引发的重大后果。

根据国际能源和全球气候学者张锐在《绿色剧变：能源大革命与世界新秩序》一书中提供的数据：

“从2010年到2021年，清洁能源消费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7.6%上升到13.5%，非水清洁能源消费的比重从1.3%上升到6.7%。从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或地区）看，12年间，美国清洁能源消费在该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4.3%上升到10.7%，中国从7.2%上升到15%，欧盟从8.7%上升到18.6%，均实现1倍以上的增长。

清洁能源在电力领域的增长态势更为明显。全球清洁能源装机容量从2010年的1221.8GW（单位：吉瓦）上升到2021年的3051.7GW，同期清洁能源装机占比从25.5%上升到39.7%；同期非水清洁能源装机容量从296.2GW上升到1822GW；2021年全球新增电力装机的88%为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结构出现相应的变化，2011~2021年，煤电在全球发电量中占比从41.2%降至36.6%，清洁能源的发电占比从20.2%上升至28.4%，其中风能占比从1.7%上升至6.7%……太阳能占比从0.2%上升至3.7%。2021年，全球‘清洁能源+核电’的发电占比达到38.4%，超过煤电；有50个国家‘风能+太阳能’的发电量在本国发电总量中的占比超过10%。”

这些还只是截至2021年的数据，后面这三四年，相关数据还在肉眼可见地快速上升。比如，2022年全球对能源转型的投资总额达到1.11万亿美元，创下纪录的同时，也首次与全球化石能源领域的投资规模相当。其中，清洁能源吸收的投资最多，金额创历史新高，达到49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包括电动汽车和相关基础设施在内的电气化交通则是第二大投资热点，总额达4660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56%。而中国正是能源转型投资最多的经济体，2022年共吸引5460亿美元的投资，占全球总额近半；其后，2023年达到6760亿美元，2024年达到8180亿美元，也就是说，正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递增。

正如张锐所总结的：“不久的将来，全球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将超过化石能源，而且这种格局将最终定格为难以逆转的常态。”

从稀缺品到充沛物：全新的能源政治

20世纪的国际能源政治是基于油气等能源资源的“稀缺品”性质而建构起来的，因而必然会倾向于争夺、冲突甚至战争。在“稀缺品”认知的支配下，即使霸权国家，如冷战时代的美苏，也难免会对自身的能源安全惴惴不安。能源行业则被视为极易遭遇外部胁迫的行业——想想当年我们为什么会为大庆和胜利油田而举国欢呼，就知道这种外部胁迫多么刻骨铭心。

然而，首先是美国推动的“页岩革命”彻底改变了全球油气供应的格局。随着页岩油气的大规模开发，美国迅速从全球最大油气进口国转变为最大油气生产和出口国，这个曾经以经济实力和武力到处争夺资源的国家，如今变成了满世界吆喝自家油气产品的推销员。随之在国际政治领域，长久以来将美国发动比如伊拉克战争，解说为控制石油资源的阴谋，这一类曾经很有市场的“叙事逻辑”，将越来越难以成立。

当2019年全球发生一系列威胁原油供应的重大突发事件（美国制裁委内瑞拉、升级对伊朗的制裁，沙特石油设施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严重受损，利比亚和伊拉克战乱等），连因《奖赏：石油、金钱与权力全球大博弈》（早先曾以《石油风云》为名引进出版）一书而获普利策奖、对美国曾经的“石油战略”有过鞭辟入里分析的著名能源战略专家丹尼尔·耶金，也不得不承认世界变了：“这样的事件如果放在四五年前，可能引发全球市场的恐慌，但由于能源安全的整体提升，市场的反应仅是‘耸耸肩’而已。”事实上，当前国际社会已经逐渐形成新的共识：世界不必为化石能源的储量担忧，而且随着碳中和行动的落实，全球油气需求将在出现资源危机之前就开始收缩，国际油气市场有望长期处于宽松周期。

与此同时，随着绿色能源、清洁能源技术的突破和成熟，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开始相信，除了早已扛起重担的水电外，太阳能、风能等的确能够以可承担的成本，成为能源体系的中流砥柱，18世纪以来世界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有望得到大幅缓解。何况还有正不断取得进展的核聚变技术——尽管离商业化运行还有很长的技术升级之路，但乐观的预期是具有商业可行性的核聚变电厂将在2050年建成并运行，这将是清洁能源的终极“圣杯”。

张锐认为，当能源从“稀缺品”真正变成“充沛物”，全球能源政治也将随之从“忧心政治”转变为“信心政治”：

“最直接的影响是减弱国际能源政治长期存在的过激反应倾向，各国可以不用动辄将能源议题上升到攸关国家安危存续的高度，不用偏执于一些被夸大或难以评估的威胁，减少过度的防备或竞争，动用强势或武力手段维护能源安全的必要性也大幅削减。更重要的是，信心政治是碳中和时代全球能源政治的重要前提，正是由于各国对能源安全建立起了起码的或一定水平的信心，才有底气许下碳中和承诺、自我加压地去追求具体的减碳目标。”

以碳中和为契机，以信心政治为“底层逻辑”，全球能源政治就有望从“地质学家政治”走向“气象学家政治”：

“前者受制于地质学家对资源分布不均的宣判和对资源终将枯竭的预判，他们的研究成为一些需求大国向外扩张、激烈博弈的依据；而气象学家则帮助人们挖掘世界各处风、光、水的巨大资源潜力，发掘清洁能源强大的替代能力，引导各国在清洁能源高比例供电的情况下相互协作、调剂余缺，实现优质资源的大范围配置……各国可以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更多发现合作机遇，而非彼此倾轧。”

回到开头，电动重卡销量的意外激增，可能让中国的石油需求得以在今年就提前达到峰值。这或将被证明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我们将越来越少地为能源和能源政治而焦虑，或许一切会就此加速走上正轨。